和志武|纳西族的民歌
纳西族人民是能歌善舞的。他们从小就受到歌舞的熏陶，一直到了老年，兴致还不衰减。小孩刚刚懂事，就听父亲在家里谈论附近有名的歌手们的艺术，有时全家会因为对于歌手技艺高下的看法不同而辩论起来；母亲们为了使自……
和志武|纳西族口传文学概论
纳西族的口传文学，是纳西族人民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财富。它是人民思想感情和愿望的直接反映，寄托着人民的爱憎和审美情趣，同时也是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自我教育的……
多民族本根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基石
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一个多学科参与研究的热点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仇任前|民间苯教文献和纳西东巴经典比较研究
研究纳西学的国内外众多学者，普遍认为纳西族的东巴教与藏族的苯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涉及宗教宇宙观、神灵体系、祭祀仪轨、宗教法器等多方面。从文章所讨论的个案来分析，苯教的章格神、威尔玛神分别为东巴教多格神、优玛神的原型。在苯教文献和纳西东巴经典中蝙蝠都是巧言善辩者，扮演沟通神与人之间的使者和证人的角色，而猴子被认为是污秽之物，但是，在宗教仪式中猴子又充当人类的替身，苯教文献中的 “叶安战争” 与东巴经典中的 “黑白战争” 神话故事都以战神的起源为主题，我们看到文本中关于世界起源的宇宙观也都秉承 “五行说” 与 “卵生说”。在文本叙事结构、故事主题、神灵的名称及职能等方面苯教与东巴教有着几乎相同或一一对应的特点。最近十余年来，对甘肃、四川、青海地区发现的大量民间苯教手 抄文献的搜集整理并相继出版，为苯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古籍文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为我们把握理解各民族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重要论述提供了新资料、新视角。
赵锦华|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 ——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杨杰宏|民族文学视域中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论文
杨杰宏|民族文学视域中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论文 在今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论述，以及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认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
吴晓东|神话学文明探源的语言路径|论文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考古学与历史学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口传时代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材料与认知的原因，导致神话与历史难以分辨，为此在文明探源中需要通过神话学语言路径，廓清和打通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神话与语言的系统性，即在语言路径中既要考虑神话文本之间以神名或类型为线索构成的系统，又要顾及以语音的发展演变规律构成的另一个系统，并将二者结合研究以提高其阐释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神话学语言路径的关键所在。
刘大先|中国多民族“语言-文学”谱系与比较研究的拓展|论文
中国130多种语言分属5个语系，遍布在广袤的国境内和跨国区域，在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上差异极大，国家通用语（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共同构成了“中文”的多元、交融、共生的谱系。多民族语言文学之间相互促生，形成了中文“不同而和”、动态发展的创造。在多民族语言视角下，中国文学研究一方面要充分估量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也不能陷入语言决定论和文化相对主义。多民族语言文学内含着世界文学因素，进而拓展了比较研究的边界，有助于重新认识自我、中国与世界。
毛巧晖|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七十年|论文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文学性与审美性，民间文学学术史即是对这一特殊的文学性、审美性阐释之历程，本文基于基本问题对新中国七十年民间文学思想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新中国初期（1949—1966年）民间文学在新的学术体制中实现学科独立，在沿承延安时期解放区文艺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拓展；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民间文艺学的恢复，她与文化学相结合，出现了民俗文化学等新趋向；90年代伴随着民间文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以及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科归属等问题，世纪末学人的反思中民间文学研究的本位缺失成为讨论热点；世纪之交，伴随学者对不同思潮、流派及人物的梳理与讨论，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多维视野与多元范式交杂景象。特别是21世纪10年代后文化资本、文本重构（民俗志诗学）以及伦理层面对民间文学主体的关照等多角度研究成为民间文学发展面临的新语境，这对民间文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王爽|论索南才让小说集《荒原上》的叙事策略
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的小说《荒原上》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实现了青海省文学界鲁迅文学奖零的突破。索南才让在小说集《荒原上》中将当代牧民“在路上”的生活状态演化为叙事的根本结构，将游牧文化中直面死亡的民族经验转化为叙事的恒常主题，以冷峻疏离的叙事风格建构起独特的小说世界。
顾津荣|论迟子建小说对“多民族文学”理念的实践
自21世纪以来，迟子建在其小说创作中呈现出一种偏向采用少数民族题材的倾向，充分勾勒了那些神秘且传奇的“天外来客”的独特形象，以及以游猎为生的民族文明。在此过程中，迟子建突破了“民族志”式的历史叙事，通过展现“万物有灵”的生态意蕴，描绘了少数民族文化与“神性”审美在日常生活中的渊源，以及在神性的民族文化底蕴中这些边缘生命景观所充盈的“人性”光辉。这一系列的小说善于将神性与人性统一起来，表述出对文明消逝的现实关切意识。这种创作文化意识不仅与当代文艺界所倡导的“多民族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观相吻合，同时也体现了迟子建对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一次实践。
从不同视角观照灿烂多姿的文学景观——2023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核心阅读 综观2023 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批评，学者和评论家们始终关注这些议题：如何构建新时代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如何将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基因和共同体意识呈现出来？如何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
欧阳澜|边地小说的生活美学与生态叙事 ——评索南才让中短篇小说集《荒原上》
作为青海省第一位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一举成名，惊艳天下。他是一位牧民，受过的正规教育不多，只是爱好文学，爱好小说，在放牧余暇全力以赴地写作小说，不断给世人讲述他身边高原牧民的种种……
马梅萍｜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民族文学“入史”问题
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文章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放置在范式转换的学术视野中，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史范式转换的关键意义，提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文学史书写亟需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旋律，探索民族文学“入史”的适当路径。
王继霞|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回族文学研究的回溯、反思与前瞻
回族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之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对其进行总结、反思与前瞻具有深远意义。近百年来，该研究领域在理论建设、文学史编撰研究、爱国主义主题研究、民族交融与文学创作研究等多方面获得发展，但也存在研究对象有限、文献史料运用不充分、研究力量不足等问题。笔者认为，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志的新时代发展中，开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蕴含的丰富面向，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学路径，有望促进该领域的长足发展。
贾蔓 张耀丹|论纳张元“千里彝山”文学中的文化认同与反思
纳张元是一名具有自我剖析精神的彝族作家，同时又是一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是一位创作和理论兼备的学者型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与学术生涯中，他关注着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在中华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反思中建构起了“千里彝山”这一新的彝族精神文化家园。
林安宁 唐培旭|师公面具艺术拍摄 与民俗影像数据库建设探索
平果县师公面具艺术拍摄，是民俗活动影像记录，也是师公唱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时、地利、人和是大型民俗影像记录伦理的最高境界。民俗影像记录中，拍摄团队要有风险防范意识。民俗影像数据库建设工作的推进受多方面因素制约，最重要的有资金、技术、人才和评价体系等因素。
韦文焕|广西环江毛南族“傩文化”品牌构建的经验及思考
广西环江毛南族“傩文化”形式丰富，独具特色，目前主要活跃在毛南族地区的还愿仪式“肥套”以及毛南族传统农耕节“分龙节”中。新世纪以来，环江县政府结合毛南族“傩文化”的特点，以毛南族分龙节节庆为载体，结合旅游业的发展逐步打造了毛南族“傩”文化品牌，近年来影响较大。毛南族“傩”文化品牌的构建体现了政府和民间的合作，传统文化和现代技术的合作，其经验值得推广和思考。
胡作友 孙月朋| 马克·本德尔对苗族文化形象的异域再现 ———以《苗族史诗》为例
读者对异域文化的集体感知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借助译者对文本加工所构建的形象来完成，因此，译者会重构原作的历史文化形象，以作为自我对他者的文化观照。《苗族史诗》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智慧结晶，马克·本德尔英译本是苗族文化形象在苗、汉、英三种语言之间的多维转换。该译本再现了苗族的巫神文化形象、共生文化形象和尚美文化形象，在探索对外传播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建构文化形象的道路。《苗族史诗》文化形象的异域再现，促进了苗族形象在他者文化语境中的生成与传播，拓宽了苗族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对话，提升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构建。
韩伟 闫哲 | “格萨尔”史诗的地理空间研究
“格萨尔”史诗蕴藏着藏族先民的空间思维和元地理经验，具有丰富的地理空间阐释价值。在“格萨尔”史诗的传唱中，神圣化的地理景观、史诗世界的空间秩序、说唱艺人的空间形塑三者深刻揭橥了地理空间之于史诗创制的重要性。同时，三者共同服务于藏族空间想象和文化认同的生成与发展，为解释“格萨尔”中的文化现象提供了地理空间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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